許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師們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選擇了自殺。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殺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S》）。 第一個自殺的是歷史系教授汪籛，他在1966年6月11日喝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 他們或選擇服毒，或選擇上吊，或選擇在未名湖自溺，或選擇跳樓……他們死的那麼決絕，因為人世已不讓他們留戀。 毫無疑問，大批學者的非正常死亡在北大的歷史上留下了羞恥的一頁。然而，我們沒有看到今日的北大對曾經發生有多少的反思。
這位「老革命」是我的一門親戚，他在民國時期是一名中學教員，在歷次運動中他始終是立場堅定跟共產黨走。在五十年代初「換妻運動」中，他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休棄，換上一位年輕有文化的妙齡美女。文革中，他被當做國民黨特務，關進了牛棚，被打得遍體鱗傷，最後在牛棚自縊身亡。 我要說的這位「老革命」是我的一門親戚，論輩分是我的爺爺輩，他在民國時期是一名中學教員。那時他就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在那時候的革命行動就是「殺老財，劫富濟貧」。據說，他在一個夜晚帶領學生把一個地主的頭砍了下來。革命就是革別人的命，殺別人的頭。
「牛棚居民」外出參加如牛負重般的勞動改造，晚上回到「牛棚」寫檢查、交代、匯報。或在「牛棚」召開大批判會，互相批判、揭發。這樣互相間「狗咬狗」很有好處，可起到分化瓦解「反革命營壘」作用。在「牛棚」里，一切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必須無條件執行。早上起來，首先虔誠地向毛主席老人家請罪，數說自己的罪行，表示悔過自新的決心，然後才可去領飯；晚上，要向毛主席老人家匯報思想，匯報認罪態度，匯報白天勞動改造的心得體會，然後方熄燈就寢。
當時我與飼養員共用一個「廚房」，早晨吃玉米面煮疙瘩，中午吃高粱面剔尖。後來聽他們抱怨說：當年扛長工打短工的時候，主家給吃的不僅是白面，還有酒和肉有「白面」。他們還說：高粱玉米是餵牲口的，現在連這東西也吃不飽了。難怪他們在憶苦思甜的時候，控訴的是60年的苦，思念的是當年的甜。
他在一個夜晚帶領學生把一個地主的頭砍了下來。革命就是革別人的命，殺別人的頭。別人的血染紅了革命者的紅頂子和官袍，這就是紅色革命。但是他還「心存仁義」，沒有斬草除根，沒把「地主狗崽子」一併殺盡，所以留下了後患。沒像處置黨的叛徒顧順章一樣將其全家滅門，以致這位革命者在二十年以後用自己的生命償還了這筆血債，這是後話。
1966年五一前夕，我為了再次參加高考，向生產隊長請假回家複習功課。那一年5月，社會的空氣越來越凝重，就好像每天都有爆炸的可能。其中與我有關的，是那個五·七指示。當時這指示的全文雖然還未披露，但是從報紙廣播的喧囂中，我隱約感到自己的選擇實在是有違聖意。果不其然，就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