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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東兵:三訪趙紫陽

—趙紫陽:我不埋怨任何人,只是在反省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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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以後沒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為我在國外有影響。不能像鮑彤那樣秘密審判。鮑彤有什麼事?查清了什麼事也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和泄露機密。什麼機密?起訴書說,有人問他"趙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個星期以後就知道"。這也算泄密?就連這件事鮑彤都說沒有。說他反革命煽動,一是議論了朱琳出國時丟了一個假項練,緊張得了不得。二是議論了戒嚴。

4.26社論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從朝鮮回來後,他們包圍我,影響我,要我堅持4.26社論。開始我沒有講話。李鵬到我家談這事。我說要讓學生複課,有問題可以對話。我看了公安部4.27遊行的錄相。費孝通等四個民主黨派領導人找我。費孝通態度很明朗,說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師大的兩位校長,兩人的態度不一樣,但反映的情況是一樣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4.26社論把學生激怒了。4.26社論發出後,學生衝出校門要上街。學校領導和黨團組織出來阻止。因為4.26社論態度很強硬,學校怕學生上街後真會發生流血事件。但4.27遊行什麼也沒有發生,學生勝利了。這時學校的領導和黨團組織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後的學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從朝鮮回來後很不好辦。有小平講話,又發了社論,學生怕秋後算帳,要求收回社論。而李鵬、北京市委堅持4.26社論不能退,還拿鄧作牌子,說4.26是鄧的話。事實上,是他們定性在前,鄧講話在後。我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騷亂、動盪、風波,都是講規模,沒有講性質。小平講動亂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什麼樣的動亂。動亂有人民內部矛盾,也有敵我矛盾。問題就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個定性上,在5月17日常委發生爭論時我是這麼說的。

當時常委大多數人認為可以採取逐步緩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說4.26社論了。5月4日,我接見亞銀時,就根據這個精神發表了講話。提出通過民主和法制的辦法解決問題,提出學生和政府要冷靜、克制……八個字。這個講話反映很好。北京7所大學複課了(當時報紙有報導)。這又是一次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一次機會是耀邦追悼會完畢)。但這時學生還不放心,認為我講的是空話,沒有落到實處。這時如果繼續對話,加緊做工作,形勢就會好轉。

但是,不知有什麼背景,何東昌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上說:"鄧小平的講話和4.26社論的精神是一致的。他的有些講話是他個人意見。"他實際否定了我的亞銀講話。我想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不可能發表這麼大膽的講話。何東昌的講話正符合大學黨政幹部的口味。因為4.27遊行後,學校黨委灰溜溜的,他們也希望死守4.26社論這條線。何東昌講話傳達下去後,人們普遍認為,我的講話不代表中央。

這時,學生要求對4.26社論有說法,而另一些人堅持4.26社論不能退。他們還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裡送,發表一些剌激學生情緒的話,兩面挑。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我和學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帳。學生想要4.26社論的結果,繼續對政府施加壓力。而這邊鄧的決心也越來越大。

李鵬對我說:"你主張不激化矛盾的緩和辦法沒有效果嘛!"和學生對話,對一次和學生鬧一次。他堅持只和學生會對話,不和鬧事的學生對話。我說,和學生會對話等於和自已對話,沒有用。現在另一方是鬧事的學生,要和他們對話。

戈巴契夫訪華,學生占領了廣場,連舉行歡迎儀式的地方也沒有,大丟面子。也給李鵬他們以口實。我在和工人對話時勸告學生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學生沒聽懂我的話。我這話的意思是,你們鬧得越激烈,有人越高興。學生鬧得越來越厲害,李鵬和北京市委對小平的影響就越來越大。就是到了這個地步,也不一定要非動武不可。

戈巴契夫走了以後,我想,事情拖得這麼久了,學生也疲了。廣場上的學生已經不多了,北京的學生都回去了,留在廣場的多是外地學生。如果我們在4.26社論上退一點,事情有可能好轉。4.26社論不退,學生怕秋後自算帳,就很難安定。

學生中也有激進分子。在快冷下去的時侯,他們搞起了絕食。

我認為,軍管必然導至動武。從4.26社論導至4.27大遊行說明,現在用上綱上線想把群眾壓下去是不靈了;用權威人士出來壓也不靈了。既然這兩個都不靈了,又不退讓,搞軍管,勢必發生衝突。一衝突就要流血。當時我還擔心,學生流血會不會造成工人大罷工?當時我沒有想到用幾十萬大軍人嚇住。這隻有小平才有這麼大的氣魄。但這對共產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當時學生不相信解放軍會向他們開槍。這說明我們在群眾中有信譽。1976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糾察隊。北洋軍閥也只打死十幾個人。一二九運動蔣介石也沒敢開槍。我黨歷來沒有這個歷史。所以,學生不相信解放軍會向他們開槍。

開槍是把事態壓下去了。但黨和政府的形象損失太大了。這樣的搞法只有鄧才下得了決心。幾十萬軍隊,調動了好幾個軍區的力量。我在解放前也鬧過學潮。組織學潮搞無限期罷課最不得人心,是得不到支持的。學生還是要念書的。"五四"前學生已經鬧夠了。他們不會無限期罷課。政府退一步,給學生個台階,就可能平息。用不著動武。

怎麼退?在5月17日晚的常委會上。我說後退我承擔責任。小平只要講這麼一句話:"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沒有原來說的那麼嚴重。"當時學生遊行的口號中有擁護改革開放,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儘管他們有些口號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小平可以接過來,用來緩和矛盾。只要小平講了這麼一句話,剩下的工作由我們來做。

直到最後我還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案。軍管就要流血。確定戒嚴後我給鄧寫了一封信:我擔心出現更嚴重的後果(我是指工人罷工)。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選自《師東兵:政壇秘聞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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