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萊在阿根廷的改革，是一場反烏托邦運動。之前的大政府、大量的國家管制，其實就是烏托邦。米萊是要破除這個烏托邦，讓阿根廷回到正常。因此，嚴格說，他推行的改革不是「試驗」，而是「回歸」。因為只有烏托邦才適合用「試驗」一詞。
烏托邦的反義詞是自發秩序或一個正常的社會。人們往往認為，烏托邦是特例，正常的社會是常態。其實剛好相反，烏托邦是常態，正常的社會反而是特例。烏托邦的路有千萬條，但非烏托邦的路只有一條。這是由真理的唯一性決定的。就像數學題，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錯誤的答案會有無數個。
所以，一個社會很容易走上烏托邦的路，這也是米萊為什麼警告西方的原因，因為西方也容易走上烏托邦的路。讓一個社會維持烏托邦，是很容易的，但是讓一個擺脫烏托邦，則是需要這個社會中的人們付出艱苦的努力。這種努力特別是指觀念上的努力，包括認識正確的理論，並遵循相關的原理去行動。假如人們不付出這樣的努力，那麼這個社會將長期停留在烏托邦的狀態中。
烏托邦為什麼會是一種常態，是因為獲得正確的認知是很難的，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被錯誤的認知占據。正確很難，而錯誤很容易，這就是為什麼烏托邦是常態的原因。
如果人們想要擁有一個正常的社會，也就是非烏托邦的社會，這對人的認知是有要求的，就是他應該知道「自發秩序」（普遍的分工合作）是他的利益所在，因此，他要把這樣的社會作為自己的一個目標，並且運用使目標得以可能的知識（被正確理解的經濟學），這是一種確切的理論。西方社會在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後，發現和利用了這種知識，才使自己擺脫了烏托邦，走上了自發秩序之路。所以，正常的社會，是運用這種正確的知識的結果。而烏托邦的社會，是對這種知識無知，更不知道運用這種知識的結果。
在對這種知識無知的情況下，人們往往使用歷史主義方法，這種方法是烏托邦的元兇。這種方法的特點是否定社會存在普遍的原理與規則，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去認識社會，包括對歷史、政治與文化的理解，這種理解自然與建立在確切理論之上的理解不同，這種理解所產生的制度，自然也是不符合自發秩序要求的。當一個社會建立在這種制度之上時，這個社會就會成為烏托邦社會，它意味著所選擇的手段不能實現所要達到的目標。
阿根廷總統米萊 Javier Milei 資料照片
即便是學術大家，對於經濟學的認識論基本上是處於無知的狀態，他們研究歷史、政治與文化時，所根據的正是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確切的理論與普遍的原理。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所進行的創作，或許具有「文化」價值，但不能用來構建社會。但遺憾的是，假如一個社會對確切的理論與普遍的原理是無知的，那麼人們就會把他們的「理解」用來構建社會，這時所產生的社會就是烏托邦。因此，必須把文化與原理加以區分。文化可以任意演繹，但社會必須遵循原理。
烏托邦（如秦制），從本質上說，是源於經濟學的貧困，也就是對自發秩序原理的無知，因為經濟學本質上是有關自發秩序何以可能的科學。這種貧困或無知，導致人們盲目地或非理性地構建社會，也容易使得一種不能普遍改善個體境況的烏托邦社會長期存在（秦制）。他們陷入到要麼把歷史上產生的經驗（制度）作為牢不可破的教條，試圖從這樣的制度中尋求安全感，要麼把所有問題都歸到歷史經驗身上，試圖摧毀它這樣的悖論中。這兩種做法都是盲目的，也都屬於「建構主義」，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特徵。
在經濟學中，實證主義、凱恩斯主義都可以歸為「歷史主義」。這種歷史主義方法，正是排斥普遍的原理的，如凱恩斯主義排斥了方法論個體主義與主觀主義，它會導致我們通常說的「左」。「左」就是烏托邦，是一些人把自己對社會的「理解」施加於社會，取代建立在正確的理論之上的社會，所以「左」是烏托邦「試驗」。米萊在阿根廷所做的改革，就是打破這種「左」，讓社會回到確切的「理論」（奧地利學派）所指引的方向上來。
如前所述，烏托邦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如果一個社會想擺脫烏托邦的狀態，那是要付出非常艱巨的努力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阿根廷已經開啟了這一征程，如米萊能夠取得成功，那麼對於仍然處在烏托邦中的國家來說，將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