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意識形態話語要實現權力再生產的政治功能，就必須聲稱代表了外部的"客觀真理"，然而，這一"客觀真理"的外在屬性使意識形態話語缺乏內在地對其進行全面描述的手段，從而最終破壞了這一話語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撐的權力。
勒弗認為，任何現代意識形態的這種內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蓋，"主人"站在意識形態話語之外，擁有客觀真理的外在知識，讓矛盾"通過他自己顯現"來暫時隱藏它。換句話說，基於啟蒙運動烏托邦理想的現代意識形態話語，其合法性來自於外部的想像，如果這個想像的外部位置受到質疑或破壞，它將經歷一場合法性危機。
在基於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中，這種悖論離不開宣布實現社會和個人全面解放的目標（建立共產主義，創造新人類），亦即將社會和個人納入黨的全面控制之下。蘇聯公民被要求完全服從黨的領導，培養集體主義倫理，抑制個人主義，卻同時要成為開明和獨立思考的個體，追求知識、好奇心和創造力。
在蘇聯，"勒弗悖論"不是偶然，它源於革命事業本身。1825年，聖西門（Saint-Simon）這位政治、知識和藝術領域的早期前衛理論家（他的思想影響了馬克思、列寧和俄國革命者）寫道，解放社會的事業需要構建前衛的政治和美學，對社會行使"一種積極的力量，一種真正的牧師職能"。聖西門寫道，這種前衛應該"直指人類的想像力和情感，並因此以各種方式採取最積極、最果斷的行動"。為此，藝術和政治應該在"一個共同的動力和一種普遍的想法"下聯合起來。
前衛的政治和藝術是一種創造性力量，以領導和完善社會為目的，但悖論在於，領導和完善的過程必須歸入政治事業的控制之下，同時又要擺脫控制，以便專注於創造、實驗和創新的過程，以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在俄國革命的背景下，現代意識形態的這種悖論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產過程本應通過實現兩個相對懸殊的目標來推進激進的社會思想和革命意識——實踐一種實驗性的、創新的美學，不斷準備挑戰舊教條；同時，將這些創造性的實驗和創新置於黨的嚴格控制之下。
革命結束後，列寧立即給克拉拉·蔡特金（Klara Tzetkin）寫信。他寫道，共產黨人不能任由"文化進程"（cultural process）混亂發展，而是"必須努力用清晰的意識來控制整個過程"。列寧指責"第二國際"的成員是分離主義（separatism），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應該停止干預創造性的文化生產和實驗。相反，列寧認為，要在共產主義中實現文化和意識的最終解放，唯一手段是加強黨對文化生活所有領域的管控。
列寧認為，一個人不可能自發地成為真正的解放者，這個人必須接受教育和培養。在列寧的堅持下，布爾什維克政黨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與"無產階級文化"（Proletkult）有關的所有組織無條件隸屬於"人民教育委員部"（Narkompros）。換句話說，文化組織（所有形式的知識、科學和藝術實踐）是教育和政治組織的附屬機構，而所有形式的文化生產都將受到黨的全面監督。基於這種看法，正是這種附屬地位使這些組織能夠充分發揮其創造潛力，為建設新社會服務。
蘇聯公開表明，國家對文化生產的控制是合理的事，同時試圖促進文化生產的獨立性和實驗性。這種焦慮反映了"勒弗悖論"。遲至1984年，莫斯科馬列主義研究所（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的文化理論家們還集體撰寫了一本題為《馬列主義文化理論》（Marxist-Leninist Theory of Culture）的書，這本書仍然在為這一觀點辯護。
該書指出——有人可能會說，要真正具有創造性，知識、科學和藝術領域的文化生產工作就不能被控制和指導，儘管這種觀點並非完全錯誤，但它只講述了一個側面，忽略了所有文化生產的二元性。該書還認為，創造性工作既是創造性個體"嚴格的私人事務"，又是在社會中創造"精神價值"和"社會道德規範"的"社會勞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文化生產的兩個方面被認為同等重要，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新人類的形成不是自發的（spontaneously），而是自覺的（consciously），是有目的教育工作的結果"。因此，在社會主義的語境下，創作的獨立性和黨對創作的控制不是相互矛盾的兩面，而成了必須同時進行的兩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