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都是因為國內大氣候發生了變化。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後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將因生活困難，出去投親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運動中因一般問題，或沒有問題而偷越出境的人與因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更要同為叛變投敵，資敵而出逃的人區別開來，前者是違法行為，後者是犯罪行為。這樣，雷先生等才獲得解脫，後來還成了愛國僑領。
1970-80年代初，蘇聯百姓豐衣足食，生活水平遠超過中國
在中共官方的對蘇敘述中，有關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是隨兩黨兩國關係的好壞而變化的，簡言之，關係好時，中國人被告知蘇聯人生活在天堂里，「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部攝於戰後烏克蘭大饑荒歲月，粉飾生活的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國大放特放，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國人，以至於1949年任弼時要對陪同他前去蘇聯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員提前打預防針，告訴他們，蘇聯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正在恢復，各方面都很困難；中蘇交惡後，中國人又被告知，蘇聯人吃的是黑麵包，番茄只有桌球那么小。再以後，國人又跟著領袖嘲笑赫魯雪夫的「土豆燒牛肉共產主義」，好像自己吃得比蘇聯人還要好，其實中國當時不知有多少農民真的如同赫魯雪夫所說，喝得就是「清水大鍋湯」（這句話也是道聽途說，到現在也沒見過赫氏原話的材料）。
應當說，在50年代中國公私合營前，中國的輕工產品大大豐富於蘇聯。我有一前輩朋友是1952-1957年列寧格勒大學的留蘇生，他告訴我，在參加1955年屠格涅夫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一個不熟悉的蘇聯教授用各種花言巧語（「中蘇友好」一類大話）用他質地非常差的領帶，和他交換了他從中國國內帶來的一條領帶。他臨畢業時，蘇聯朋友看中他的一件出國時由組織上置辦的呢絨大衣和一隻牛皮箱，也想交換去，但他沒有答應。儘管如此，赫魯雪夫上台後，蘇聯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顯高於中國。1957年夏，我的這位朋友學成歸國，他發現怎麼國內到處都有「叫化子」，此事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當時正是反右運動高潮，他知道，必須對此三緘其口。他如此謹慎是有道理的，以後僅列寧格勒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就打了四名右派，並被遣送回國。
史達林去世後的赫魯雪夫的十年和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執政歲月是蘇聯承平的年代，勃氏上台坐穩江山後，逐漸停止了柯西金的經濟改革措施，以推行新史達林主義、維護特權集團利益和加緊對外擴張作為基本政策的出發點，但是畢竟沒有像中國那樣瞎折騰，到了70年代，國家的整體實力走向高峰。
雷光漢生活的地區是蘇聯欠發達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以後被KGB安置在塔拉茲（斯）市，此城在史達林時代叫江布爾市，江布爾是哈薩克一位偉大的行吟詩人，活了將近百歲，在50年代的中國頗有名氣，他曾因歌頌「興都庫什山的雄鷹史達林」而蒙受恩寵。
雷書稿提到，蘇聯地廣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亞地區體力工人的工資很高，遠超過醫生、教師等知識分子，女醫生、女教師嫁給工人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斷下調物價和增長工資，在蘇聯實行的是全民公費醫療，全民義務教育，全民社會福利，「只要在蘇聯土地上，不管戶口在何處，看病，上學都不花錢，住院了還發全額工資」。「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學，相當我國高中畢業。學校全部免費，包括免費教科書和午餐」。「每個城市，每個區，甚至每個大些的單位都有自己的兒童夏令營，建在山上或河邊的風景優美的地方，房子像療養院一樣好，輔導老師，醫生，護士，廚師一應俱全。學習，遊樂，體育設施應有盡有」。
物價、房租和交通費極其低廉，一塊列寧格勒出產的東方牌手錶，才15個盧布。水電煤氣和公共運輸費用都只是象徵性的。市內交通一次，不分遠近都是5戈比。1個人1個月煤氣費50戈比，水費20戈比，一度電2戈比。一般群眾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結婚生女，政府馬上分配給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雖然不毫華，但鋪有地板，房租極其便宜。
現在知道，70-80年代初蘇聯人的生活富足全賴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掙得的大量美元所賜，到了1984年後，物價出現上漲而工資都已凍結，90年代葉爾欽上台後推行「休克療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積攢的盧布一夜間變成了廢紙。
蘇聯的KGB全面滲透中亞華人社區，已達到無孔不入的程度，但作者對中國方面60年代後針對KGB的反制行為完全不了解
該書詳細敘述了他所接觸的蘇聯KGB（克格勃），這個神秘的組織全面滲透在中亞的華人社區，大量招募特務，無孔不入，其搜集情報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稱世界之最。從他的書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工作人員已一改史達林時期之魔鬼形象，全面實現了知識轉型，僅他所接觸的KGB，就發現有100多人通中文。這些職業特工有禮貌，有文化，他們攻心為上，在審查雷先生時會對著他唱50年代中蘇友好歲月時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賀，使他雖亡命異邦，還能保有一份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作者還說，「KGB的監獄是蘇聯最文明的監獄，沒有見過犯人受罵挨打的。伙食不好，麵包卻吃不完，發的莫合煙也抽不完。每月允許親屬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於警察局管的監獄則是暗無天日的地獄，……搬到當時的中國來也是駭人聽聞的」。作者感嘆蘇聯特工的文化素養之高與他曾打過交道的文革期間的中國「公檢法」之簡單粗暴形成強烈對比。
作者對建國前KGB在中國的活動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大名鼎鼎的KGB--塔斯社駐華記者羅果夫和他的掩護單位——上海著名的時代出版社，但不知蘇聯駐國民政府大使，以後又擔任蘇聯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的羅申就是一個KGB將軍，此人在建國後還故伎重演，企圖在中國人中發展蘇聯情報員。蘇聯駐重慶的潘友新大使也是KGB將軍。作者對50年代末以來中國方面對KGB的反制行為基本不了解。說來中蘇原是一家人，中國的反間諜相關業務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全面指導下開展的。例如，剛進北京城不久，蘇聯就派出KGB專家檢查中南海的空氣，查空氣中「有沒有什麼有害物質」，讓許多老幹部開了眼界。又譬如，領導人的食品檢查制度，也是蘇方手把手教的。郵件檢查系統也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立的。蘇聯在中共公安部總顧問的辦公室就安排在部長羅瑞卿辦公室的外屋，他可以閱讀公安部的一切報告和文件。所以毛要求李克農對蘇一切公開，「脫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數，他私下對社會部幹部說，即便脫光，心中想什麼，對方還是不知道的。
到了50年代末，中蘇關係出現裂痕，中國方面對從蘇學習歸來的留學生已有防範，提醒他們不許亂說蘇聯的情況。中國官員與蘇聯人的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廳與蘇聯記者吃個便餐，都會被懷疑是「傳送情報」，第二天就會受到單位領導的警告。接下來的幾年是中國的大饑荒，都有中國大學生不知深淺地給蘇聯駐華使館寫信，甚至要求蘇聯方面批准他們前去蘇聯留學，其思想之幼稚，今人難以想像。更有甚者，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員，有親屬曾留蘇的，原家住中南海的，被要求一律搬出。而1960年從蘇聯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學成回國的中國留蘇生，整體被不信任，全體被安排做次要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防範KGB在中國的滲透，今天看來則是反應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