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刊《求是》旗下的《察網》，日前發表人民大學馬列教授周新城的一篇洋洋大作，題目是「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在海內外掀起波瀾，值得密切關注。
文章的觀點並不新奇，凡上過大學公共政治課的人都熟悉，無非把《共產黨宣言》的金科玉律拿出來炒冷飯。新奇的是，文章公開叫板，指名道姓攻擊經濟學家吳敬璉和張五常。沒點名的企業家、理論家和領導幹部應該更多，比如厲以寧、茅于軾等。凡主張深化市場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大約被一網打盡。文章貼標籤，打棍子，上綱上線。且不說有理沒理，就憑來勢洶洶，讓人想起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北京副市長吳晗，點燃文革烈火。莫非周教授的大作，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指標含義？
老鄧的「不爭論」訓令，是否已經過時？
記得七八十年代，圍繞「姓資姓社」有過一番爭論。改革派要放棄毛路線，重回市場經濟，引發原教旨派的恐慌，迫使老鄧祭出「真理標準」討論，最後採用蘇紹智等人建議，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遮掩搪塞。不過形勢比人強，川皖兩省率先解散公社，農民喊出「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多年頭疼的吃飯問題迅速解決，鐵的事實終於平息了爭論。
六四屠城後，江澤民錯估形式，誓言「讓資本家傾家蕩產」，再次挑起「姓資姓社」爭論。老鄧南行撂狠話「誰不改革誰下台」，用「不爭論」「不當頭」「韜光養晦」等鐵腕口訣，硬把爭論壓制下來。打左燈往右拐，政治上收緊，經濟上放開，快速釋放市場威力，撈取全球化好處。一條腿（半截子）「改革」的結果，既實現了經濟起飛，也積累了諸多問題。權錢勾結髮揮到極致，積制度性腐敗難以收拾，包括產品積壓、產能過剩、環境污染、治安惡化在內的綜合社會危機，病入膏肓。「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疑問，再次凸顯出來。
如今，無論對於左派還是右派，「姓資姓社」問題，都到了難以迴避的地步。認真說來，爭論的實質其實不是「姓資姓社」，而是「姓資姓共」。因為從北歐模式看，資本主義（私有制）跟社會主義福利制沒有矛盾，甚至並行不悖，互為補充。但資本主義（私有制）跟共產主義國有（公有）制，的確水火不容，冰炭不能同爐。周教授大作的出籠，預示中國已經處於社會轉折臨界點，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繼續「摸石頭」搞矇騙的好日子難以為繼。接下來我們要問：黨媽立場如何？應對策略又是什麼？真要開放一場大辯論嗎？
如果繼續執行老鄧「不爭論」的訓令，顯然面臨雙重困難。第一，有沒有老鄧當年強壓陣腳的威望和能力？看看高層權鬥的激烈程度，再看看媒體呼籲「絕對權威」的聲嘶力竭，這個問題不言自明。如果真有什麼「絕對權威」在，還需要媒體天天喊嗎？第二，權威弱化到近乎失靈，爭論必然隨之而起，強壓是壓不住的。就算不讓公開，內部和私下的爭論也會逐漸白熱化。
相反，如果開放爭論，允許「姓資姓共」來一場公開較量，「要文鬥不要武鬥」，也許有助於打破輿論的沉悶，釋放一點百家爭鳴的春天氣息。果如此，可證明「自信」實實在在。吳敬璉也好，張五常也罷，擁護私有和市場的經濟學家高手如雲，肯定會對公開叫陣精彩回擊。讓我們期待雙方不斷拿出得意之作，經受一次「兩條道路」的再教育。
但從各方信息看，黨媽似乎並沒有開放辯論的雅量。就算學者出身的新科常委王滬寧，有意開創意識形態新局，在當前敏感時刻，也未必能獲得習核心和其他常委的支持。
恰恰相反，從周新城的大批判調門看，不像要給批評對象平等回應的機會。此文若僅僅是周教授的個人心血來潮，註定不會有什麼吸引力。要是周文的背景跟姚文元當年評海瑞罷官類似，是精心策劃的結果，那問題就比較嚴重。說它實質上發出一個動員令，要再刮一次新的「共產風」，恐怕也不為過。這不是我個人多心，周圍一幫退休教職工，都有類似擔憂。
新一輪「共產風」，莫非正在醞釀？
聯繫最近大規模驅趕城郊「低端人口」，據說那不僅局限在北京郊區，而是全國性的行政指令。絕大部分打工仔，要在春運期間回流農村，對於今後外流，要嚴加控制。這個現象背後，應該有全局性的體制性原因。
為什麼驅趕他們？當局有不便言說的苦衷。表面看，似乎是十九大新班子「新官上任三把火」，要讓首都更加光鮮亮麗。深層次看，是這些人已經失去原有利用價值。反過來看，如果外貿形勢依然利多，生產線人手緊缺，當局無論如何不會驅趕，只會更歡迎他們。如今由歡迎變排斥，根本上說還是經濟形勢不妙，加工企業拿不到訂單，紛紛破產關門。既然城市不再提供那麼多就業崗位，與其讓千百萬失業人口窩在城郊（無事生非？），構成潛在威脅，當然還不如把他們趕回原籍，在家鄉自生自滅。
要知道，流動人口的很大比例，特別第二三代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成為城市整體運作的一部分。就算暴力驅離，他們也難以在農村紮根。千方百計回流城市只是遲早的事情。按黨國慣性思維，唯一有效的辦法，是恢復農業集體，或者改頭換面的集體化，用強制把他們捆綁在一畝三分地上，既讓你吃不飽（並非大饑荒年代的吃不飽，而是掙不到想要的報酬），也讓你餓不死，窩窩囊囊待在農村算了。當然，各地不是正在推動新農村建設嗎，你可以在家鄉周邊的中小城鎮尋找機會，只要別去大城市，別讓「高端人口」看著不舒服就行。消滅私產、恢復「集體所有制」的美夢，在鄉鎮村幹部頭腦中根深蒂固。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永保他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壟斷永續不絕，換成冠冕堂皇的話，就是「紅色江山不變色」。
反正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並沒有真正地權，只不過有張多少年承包的合同紙。在我黨歷史上，何曾重視過合同？村委會和黨支部未動毫髮，好吃懶做的基層幹部，隨時都準備擼起袖子，搶奪村民私產。即便偷偷摸摸，還要貪污腐敗呢，何況官方下令再來個集體化？那不等於天賜良機嗎？政府找個說詞，「深化承包，集體聯營」什麼的，類似有些地方大力提倡的「公司加農戶」，料想農民也不會造反作亂。看來，消滅私產，重歸集體，在農村不會有太大阻力。至於長遠後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城市私產又應該如何「消滅」呢？這個問題，也難不倒黨內「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前不是有過「公私合營」、「拿定息」，讓資本家敲鑼打鼓、高高興興「捐獻」私有產權的「成功經驗」嗎？基本上照搬就行。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要製造戰爭氣氛，把愛國主義跟捐獻私產聯繫在一起，看誰好意思抵制？！政府號令一出，哪個膽敢頑抗，「賣國通敵」的大帽子就會扣到頭上，根本不用政府出面，下面的「愛國群眾」就會一窩蜂把你收拾乾淨。當年榮毅仁家族，不但乖乖交出全部工廠，還外加五噸黃金，不就是這麼辦的嗎。我黨這方面駕輕就熟，經驗老道，絕不會書生氣十足，在什麼「合法不合法」的問題上跟你們玩文字遊戲。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
順著這個邏輯往下想，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近來「準備打仗」的口號越來越響。先不說跟誰打？為什麼打？是速決？持久？局部？還是全面核大戰？那些細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一個城鄉同步的「消滅私有制」運動（不叫運動的運動）定會隨之出現，迅速見效。別說私企會派政府官員進駐（當年叫公方代表），實行公方、資方和工會三方聯合管理，也就是全面奪權，就連個人的銀行存款，也會實行有條件凍結。表面上，國家給民企某種補償（厲以寧就說過，共產黨沒有剝奪過資本家，因為給了定息），對私人存款也不說沒收不給，只是「非常時期」的一種「臨時過渡」措施。不讓你擠提，更不讓你兌換外幣出逃，只讓你提取一點點，維持溫飽，你能怎麼樣？至於隨著時間變化，定息少到聊勝於無，存款和債券貶值成擦屁股紙，那就不是黨國所關心的了。
真要消滅私有產權，中國將成人間地獄
前天跟同事老李聊天，我問他，如果新一輪「興無滅資」搶奪私產在中國重演，後果會是什麼？他回答：「北韓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個危險人盡皆知。」我又問，黨國高層明知惡果，為什麼還要這麼幹？他說「為了保權。保住政權就是一切。百姓福祉無關緊要」。
老李的話一針見血，讓我想起大躍進跟大饑荒。五八年的浮誇風導致過量徵購，五九年冬天農戶開始斷糧，逃荒要飯被強制遣返，人們只好眼睜睜餓死。僥倖活下來的青壯年，下地幹活的時候，都是混工分，沒人賣力，所以形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惡性循環。張五常教授說人性「自私」，所以公有制無法戰勝私有制。其實並不全面，從兒童行為看，人性有「自私」的一面，同時也有「分享」的另一面。作為群體動物，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居，魯濱遜飄流記僅是暫短特例，並非社會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集體經營，互助合作都沒錯，只要自願就好。
問題是，互助合作不能以侵犯私有財產權為前提。產權越明晰，法制越嚴明，合作才能越公平自願，效率才能越高。為何如此？源自人的聰明才智永遠有差別，只有平等自願，相互交換勞動，按同一個價值尺度，獲得不同的相應報酬，才能最大限度激發人的創造力。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證明，除了商品交換和市場貨幣這些手段之外，其它方法都不靈。除了歷史經驗，再看邏輯推導。
周新城等原教旨馬克思派，無不祈靈於共產主義的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產品極大豐富；另一個是人的覺悟極大提高。似乎這兩個條件，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然成熟。但近兩百年的歷史證明，所謂條件成熟根本是痴人說夢。第一，產品永遠不會極大豐富。因為人的需求分兩類，第一類是生理需求，這個容易滿足，許多已開發國家，已經達到或者接近達到這個水平。另一類是心理需求，永遠無法滿足。追求新奇和攀比，來自人的天生欲望，沒有這種欲望，社會將停止發展。而心理追求的無限性，與產能及資源的有限性之間，永遠存在矛盾。
第二，人的覺悟也與此相關。覺悟再高，也不會達到放棄競爭的程度。而公平競爭，也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之一。競爭就有優勝劣汰，否者不是真競爭。這個問題，馬克思未能重新思考，這正是《共產黨宣言》的敗筆之一。
除此之外，《共產黨宣言》還有敗筆之二，那就是對剩餘價值的論述。老馬認為，剩餘價值完全被資本家（地主、銀行家等）無償占有，自己只有相對和絕對貧困化。不錯，工人階級（包括藍領白領和管理階層）的活勞動，的確是創造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但老馬忽略了另一點，如果無產階級只能獲得勞動力價值補償，不能分享剩餘價值，那作為消費者，必然無力購買他生產的全部商品。而如果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家如何賺到利潤？如何拿到剩餘價值？其實，老馬在《資本論》中分析社會必要勞動的兩條標準（即生理標準和道德標準）時，那條所謂「道德標準」（水漲船高），已經包含了剩餘價值分享的意思。遺憾的是，他沒有展開論述，稀里糊塗引導出消滅私有制的錯誤結論。
在老關的隧道眼看來，無論從歷史經驗看，還是從邏輯推導看，消滅私有制的結論都荒腔走板。相反，只有規範化法制化的市場經濟，加上群策群力的民主政治，也就是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農民企業家孫大午所說的「勞資共和」，「水漲船高」，「有差別的共同富裕」。有人稱之為「資本社會主義」，這個提法好不好，可以商榷。但其中的真知灼見，難以駁倒。如果採用周新城的餿主意，霸王硬上弓，用暴力消滅私有，必將把中國引向災難。毛式公有制，把中國人搞怕了，創痛猶在，殷鑑不遠。鬧好了，也就是另一個北朝鮮，定量供應，營養不良。鬧得不好，生產隊、工分制、大鍋飯這些老花樣，也會死灰復燃，還有可能重演六十年代的大饑荒。
總之，中共十九大新班子任重道遠，舉什麼旗走什麼路，需要當機立斷。繼續在意識形態上模稜兩可，方針大計上左右搖擺，只能讓中國的困境積重難返，尾大不掉。
歸根結底，處在社會轉型的十字路口，中國的確需要一場「姓資姓共」的大辯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把理論的徹底性和路線的明確性統一起來，不再繼續「摸石頭過河」。石頭摸了三十年啦，已經走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懸崖峭壁，再往前走，很可能萬劫不覆。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周新城的宏文，或許有某種進步意義。如果能把路線問題的大辯論引向深入，那可真是功德無量。能否如此，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8年元月18日晨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