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西路軍兩萬餘人歷經與馬家軍連續激戰，幾乎全軍覆滅。西路軍餘部分成三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其中兩個支隊大部分損失，由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歷盡艱險，於4月底到達新疆東大門星星峽。在星星峽期間，西路軍餘部配合盛世才消滅了哈密的姚爾博斯部。西路軍餘部437人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他們學習汽車、裝甲車、炮兵、無線電、航空、騎兵、軍醫和情報等技術。事實並非如李先念乘龍快婿劉亞洲所言，西路軍新疆殘部的核心領導人應當是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書記李卓然。
會寧會師後，紅四方面軍前鋒部隊兩萬餘人組成西路軍向青海西征，但因寡不敵眾，最終失敗。剩下的幾百人，突圍到新疆，經中共方面營救，於1937年3月回到延安，這是他們1940年2月21日在延安的合影
1936年10月，紅軍第四方面軍精銳部隊2萬餘人，在陳昌浩、徐向前指揮下，奉命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經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進軍，面對青海二馬的圍剿，紅軍將士英勇無畏奮力搏殺，由於敵眾我寡，指揮失當，敵情判斷不明，後勤無保障，最終遭到了徹底的失敗。約有近一萬人犧牲，幾千人被俘，其它部隊多被打散。
但是，西路軍中，有400多人的一支部隊，突破重重突圍，到達了新疆交界處星星峽，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繫，被成功營救，可是說是西路軍中唯一的好消息。那麼，這支紅軍殘部最重要、最核心的指揮者、領導人是誰?
根據現在的黨史、軍史記載，李先念是這支部隊的領導人、指揮者，就在前天的《中國青年報》上，李先念的乘龍快婿劉亞洲中將撰文《星漢燦爛光耀歷史》，該文在談到毛澤東、鄧小平之後，即舉岳父李先念為例，大加稱頌「西路軍失敗後，李先念率700多殘餘的火種，九死一生，先到新疆，後回延安」。
筆者以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至少是相當不準確。李先念並不是西路軍新疆殘部的核心領導人，這支部隊的領導人應當是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書記李卓然。李卓然，1923年入黨，早期留學法國，後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格勒軍政大學學習，回國後，李卓然被派往中央蘇區，擔任過很多重要職務，1934年10月擔任紅五軍團政委，參加長征，出席了遵義會議。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李卓然作為交流幹部，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10月，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西路軍成立後，任紅軍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1937年3月，西路軍連續遭受慘敗，陳昌浩、徐向前決定離開部隊，回延安匯報。臨走之前陳昌浩主持召開會議，史稱「石窩山會議」，成立了「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王樹聲、李特、李先念、曾傳六、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七人任委員，李卓然任書記。僅從這個組織架構來看，西路軍剩餘部隊的領導人就是李卓然，事實上，李卓然也帶領這支部隊走到了新疆。
西路軍雖然是陳徐二人並駕齊驅，但組織架構很明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書記、政委陳昌浩，副書記、總指揮徐向前，陳一把手，徐二把手，陳的位置明顯高於徐，陳昌浩具有最後決策權和決定權。最後中央追究兵敗責任，陳是一擄到底，徐當時只是降一職使用，任129師副師長，中共建政後凜凜站在元帥之列，基本未受影響。當然，這其中還有其它原因，但陳昌浩為兵敗負主要責任是肯定的。這樣來看，陳徐脫隊之後，作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延續，成立了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統轄剩餘部隊，書記李卓然，當然是西路軍餘部的一把手，李先念只是三十軍的軍政委，八名委員中，至少有李卓然(西路軍政治部主任)，王樹聲(西路軍副總指揮)，李特(西路軍參謀長)等三人的地位高於李先念，曾傳六、黃超等人的資歷也比李先念老得多，剩餘幾人至少與他平起平坐。怎麼輪得到他率領餘部呢?他僅僅是成員之一。
而在李先念的回憶中，只籠統的這樣說，「決定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和我共八人組成，軍事上由我統一指揮，卓然同志負責政治領導」，這個「由李先念負責軍事統一指揮，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以及「xxx和我」的說法，刻意迴避了書記一職的設立，刻意忽略了工作會的實際排名，是很巧妙的寫法。既然我負責統一軍事指揮，那我率部隊就順理成章了嘛。李先念位高權重，這個說法似乎就成為了定論。實際上，只要仔細分析就可知，紅軍部隊中有蘇聯紅軍的影子，也有自己長期征戰形成的特點，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同樣重要，政委和軍事主官同時對政治工作和軍事指揮負責，政委如果擔任黨委書記，地位更高於軍事主官，對軍事和政治大事都有定奪權，軍事指揮和政治工作是不可能完全割裂的，這不符合「黨指揮槍」的原則，紅軍中許多政委，都是優秀軍事指揮員，李先念本人也一直擔任政委，從事政治工作，同時參與軍事指揮。在西路軍艱難困苦陷入絕境的情況下，陳昌浩徐向前不可能指定所謂軍事領導人，工作委員會也不可能讓李先念越過諸多將領，統一指揮軍事，而讓書記、總負責人李卓然只從事政治領導，這不符合組織原則和常理。
根據參加西路軍倖存者回憶，在西往新疆的過程中，李卓然一直堅持正確的方向和路線，他意志堅定並鼓舞士志，關心愛護身邊的戰士，是一名優秀的政治和軍事指揮員。李先念，只是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成員，左支隊的負責人之一，他的實際地位並沒有提高，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都隨左支隊行動，左支隊的任何行動，都要接受工作委員會的指揮領導，至少要得到李卓然為首的工作委員會同意，這怎麼是李先念率部呢?如果要提，也是李卓然率部，至少也是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等率部，不能貪他人之功。其中，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的資歷地位也遠高於李先念，但李先念回憶說，李特曾經不同意西去，要求東返，因其他人反對，才不得不跟隊到了新疆，這就徹底抹殺掉了李特。即使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也很正常，當時就是逃命要緊，打的仗都是被動仗，從沒有主動出擊過，逃脫的路線也沒有正確錯誤與否，只要逃出去就是成功，批判李特沒有道理。後來，李特被看作是張國燾的人，托派分子，錯殺在新疆。李先念對他的回憶，成了他意志不堅定的最好例證。
據說，李先念帶殘餘部隊到達新疆，回到陝北後，受到毛澤東的讚譽「不下馬的將軍」。現在所能見的文獻，都是李先念率餘部到達新疆，大加褒揚，即使個別比較客氣的說法，也是李先念、李卓然帶餘部到達新疆，李卓然被自然排到了後面。李卓然的地位和威望，在西路軍中的位置，當時來講，遠遠超過李先念，而且西走的情況也很清楚，為什麼揚此李而貶彼李呢?這得從二李的經歷談起。
李卓然是紅一方面軍的幹部，毛澤東任蘇維埃主席時，曾經擔任毛澤東辦公室主任，此後一路做到軍團政委，又是留蘇知識分子，根正苗紅，和毛澤東關係非同一般。所以，兩個方面軍會師後，毛澤東遂派李卓然去了四方面軍，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去摻沙子，意在打破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絕對控制，讓中央的勢力進入四方面軍。「密電事件」以後，毛率兩個軍團單獨北上，張國燾率一、四方面軍數萬之眾浩蕩南下，開大會另立臨時中央，和毛分庭抗禮。張國燾這場鬧劇中，任命提撥了一批幹部，李卓然被升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對於這場風波，絕大多數紅軍，包括李卓然這一級別的高級將領，都不明就裡，搞不清怎麼回事，被裹挾南下也屬正常。後來很多同志都證明，李卓然在南下問題上，受到冤枉的。但是，毛澤東對其他四方面軍幹部都不計此嫌，唯獨對李卓然有了看法，你是我派去的人，不僅沒有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還接受拉攏，升任政治部主任，毛澤東認為這是對他的背叛，對張國燾的投靠。李卓然受這一事件的影響，雖然帶隊有功，但自返回延安之後，率隊的功勞被巧妙掩蓋，他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受到了很多同志的肯定，自此再無升遷，最高職務僅僅是某某部副部長，和他同資歷甚至資歷遠不如他的同志，很多人位列元帥、大將、副總理以上。毛澤東的不信任和疏遠，就是李卓然被貶低的原因。
再看李先念，他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回到延安之後，有種說法，毛澤東和他徹夜長談，取得了主席的信任，被派到新四軍，頗有功勳，此後一路升遷，直到國家主席。上世紀80年代初，毛澤東去世華國鋒下台，李先念重提西路軍問題，並找到徐向前，得到了徐的支持。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殘部「我負責統一軍事指揮，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的說法，也得到了徐向前的背書，從而大書特書，開始見諸於黨史軍史小說野史。徐向前在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一書中寫道，「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同志參加，統一指揮部隊。李先念負責軍事領導，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直接了當地把李先念排到第一位，省略了李卓然為書記的事實，證實了「李先念負責軍事領導，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這一完全背離組織原則的說法，把軍事和政治完全分割開，這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而徐向前正好也有一件事，李先念投桃報李，給他作了證明。那是西路軍失敗之際，陳昌浩、徐向前離隊，根據徐的說法，這是陳昌浩召集會議作的決定，他本人是堅決不同意的，他是要和大家戰鬥在一起的，只是由於組織決定難違，才違心地背著黃金走上了東返之路。在《歷史的回顧》中，徐向前說，「我說，我不能走，部隊打了敗仗，我們回去幹什麼?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難過來的，要死也死到一塊嘛!」，多麼大義凜然!「散會後，我還想動員陳昌浩，不要回陝北。我拉著他的手，懇切地說：昌浩同志，我們的部隊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陝北去幹什麼，我們留下來，至少能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我看還是不要走吧!陳昌浩很激動地說：不行，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徐帥被迫無奈啊，同生死共患難的犧牲精神服從了組織大局，多麼高風亮節!這裡，紅軍將領眼中英勇無畏的那個陳昌浩，成了急於逃生貪生怕死不負責任的膽小鬼。李先念的回憶，給徐向前證明說，「徐帥當時不願意離開部隊，他說要和我們一起打游擊，可是會上已經決定了，他也不能不服從」。40多年之後，其它當事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兩個老戰友互相證明，一個說，你不是貪生怕死，是服從組織決定。一個說，你是統一軍事指揮負責人，保存了革命火種。一個是開國元帥，一個是國家主席，他們兩個互相證明，編史的、修史的秀才們再心領神會妙筆生花，當然可以形成定論。
李先念是開國元勛，勞苦功高，此文沒有貶低他的意思。但歷史絕不是刻意隨意更改的。上世紀80年代初，李先念曾經組織班子，調查西路軍的若干問題，目的是將一些歷史問題弄清楚，後90年代初，他對於《中國共產黨歷史》一書中西路軍奉命西渡黃河的提法大為光火，憤怒了，給有關同志寫信，他指出，「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筆者以為，擯棄春秋筆法，還原歷史真實，也該給李卓然一個公道，不是嗎?
